床,就是穷人们的豪华歌剧:霍布斯邦《革命分子》!

床,就是穷人们的豪华歌剧:霍布斯邦《革命分子》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译|黄居正

  已故的格瓦拉如果发现自己的照片现在居然出现在《常青评论》的封面,《风尚》杂誌里有篇以他个性为主题的文章,甚至他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某剧院,成为戏中同性恋暴露狂振振有词的藉口,一定会大吃一惊而且暴跳如雷。我们可以先不管《风尚》杂誌,毕竟它的专业就是要告诉女人现在流行怎幺穿、让她们知道现在流行什幺,以及有哪些流行的话题;要说《风尚》杂誌的编辑对格瓦拉的兴趣中有多少政治成分,恐怕不会比《名人录》的编辑多多少。不过,另外两个玩笑则显示出,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社会革命运动与公领域的性开放,或其他个人行为的开放之间,存有某种关联性。现在应当是有人出来打破这种无稽之谈的时候了。

  首先,关于什幺样的性行为可以公开行之,与政治规则或是社会经济的剥削体制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关联,这一点在目前应该已经非常清楚了。(有个例外,就是男人优于女人的规则,以及男人对于女人的剥削。猜测这某种程度其实是意味着对弱势性别在公共场所之行为的严苛限制。)性「解放」与任何其他类型的解放只有某种间接的关係。阶级统治与剥削体制,可能会严厉规範个人在公领域或私领域的行为(性行为就是一例),但也可能不会。信奉印度教的社会,绝对不会因为它在神庙中大量展示各种诱人的性姿势石雕,就比在理论上对其成员施予严峻限制的威尔斯非英国国教派社群更自由,或更平等。因此,我们只能从这种特定的文化差异中推论出一点,就是如果虔诚的印度教徒想要变化一下他们的性爱常规的时候,可能会比虔诚的威尔斯人更容易些。

  真要笼统归纳阶级统治与性自由之间的关联性,它应该会是这样:如果鼓励臣民性自由与性放纵,能让他们忘掉自己被统治的地位,统治者当然会乐于安排;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从来没有人曾逼迫奴隶们严守禁欲清规。那些严格要求贫民们安分守己的社会都很清楚,群众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个体制内的性解放,就像在嘉年华会时那样。因为性是最廉价的享乐方式,而且是最激情的(正如那不勒斯人说的,床,就是穷人们的豪华歌剧),让他们尽可能地纵情欢娱,在政治与其他方面上都是非常有利的。

  换句话说,社会或政治的检查制度与道德的检查制度两者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儘管常常被认为有。将某些原本不可公然行之的变成可以,只有在具有改变政治关係的意义下,才是一种政治行为。在南非,争取黑人和白人做爱的权利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不是因为它扩大了性行为的允许範围,而是它打破了种族上的臣属关係。至于争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出版就没什幺政治上的意义了,虽然它可能因其他的理由而受到欢迎。

  其实,从我们自身的经验就可以相当清楚理解此事。近几年,不少西方国家几乎都已经完全废除了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能否讨论、聆听,从事或展示「性」的官方规定或传统禁忌。认为某种狭隘的性道德是资本主义社会重要屏障的信念,已不再具有说服力。而事实上,坚信为反对如此道德观而战斗是刻不容缓的看法,也没人相信了。儘管仍有少数救世十字军自诩为救亡图存的禁欲者堡垒,但事实上它的城墙早已颓坏殆尽。

  无庸置疑的,仍然有某些物事不能被印製、或被展示,但它们也已越来越少,或不再引起人们的谴责。废除检查制度是一种单向的行动,就像女人争取领子放宽、或裙子裁短的运动,这种运动如果朝着单一的方向持续过久,十字军在革命上能获取的满足就会快速递减。与维多利亚时代女孩骑脚踏车的权利相较,演员们取得在舞台上性交的权利,算不上什幺在个人解放上的重大进步。在今天,就连要动用官方起诉那些长久以来仗恃出版自由卖弄晦淫春情的出版商或製作者,都已变得相当困难。

  从实际上所要达到的目的看来,这场追求公开的「性」的战争,已经打赢了。但这真的有让我们与社会革命的距离更近一点吗?或是在床铺、印刷的书页,以及大众娱乐(这方面可能也不甚令人满意)外,有带来任何实际上的改变?看不到什幺迹象。它显然只是为一个在其他方面都没有改变的社会秩序,带来更多公开的「性」而已。

  不过,虽说性开放与社会组织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联,但我不得不带点遗憾地指出,革命与禁欲主义之间却持续保持着密切的关係。我找不出有哪个根基良好、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或政权没有发展出明显的禁欲倾向,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运动与政权在内,儘管其创立者的教条是十分反禁欲主义的(或像恩格斯那样,积极地反对禁欲主义);也包括像古巴那些,当地传统就是反禁欲主义的国家。就连最正统的无政府—自由主义革命运动或政权,也是如此。相信老旧无政府主义好战分子的道德信条就是自由而随便的男男女女,一定不知自己所云为何。(他们所热切崇尚的)自由恋爱,其实是指不喝酒、不吸毒,以及在没有一个正式婚姻状态下的一夫一妻制。

  自由派人士,或更确切地说,那些道德废弃论者,作为革命运动的要角,有时虽然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中态度强硬,甚至是霸道,但事实上却从未真正能与禁欲主义者相抗。罗伯斯比派永远都骑在丹敦派的头上。那些确信性或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是革命核心议题的革命分子们,迟早都会与革命划清界线。我们可以从新左派的纪录里发现,性高潮的倡导者威廉.赖希,一开始确确实实是一个极富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兼佛洛伊德信徒,而且能力很强,这点可已从他的着作《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这本书有个副标「政治反应的性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的性政策」)中看出。但我们真的会对像这样的人最后却把全副精力摆在倡议性高潮,而非革命组织工作感到惊讶吗?史达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那些登门要求认可的革命超现实主义者,是吝于给予任何同情的。而那些能在政治上安身立命的,也都是没有沦入超现实主义者的一群。

  为何如此?这是个相当重要且暧昧的问题。而如此是否必要?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想,对那些认为革命政权的官定禁欲主义有些过度,甚至过于离谱的革命分子而言,总应该是如此吧!不可否认,我们这个世纪里的几次伟大革命,都没有致力于性解放。它们并非直接挑战性方面的禁忌,而是藉由社会解放的重要步骤,即将女人们从被压迫的状态下解放,让性自由得到(基本上)的进步。对于这些革命运动来说,个人式的解放主张,无疑根本只能称为一种生活骚扰。在这些反叛青年中,最接近老式社会革命精神和野心的,也就是毛派、托派分子,与共产党员,也多半都非常讨厌吸毒、标榜无差别性爱,或是其他形态的个人式抗议以及其象徵。因为「劳动者们」既无法理解,也不会同情这种行为。姑不论是否真的如此,至少不可否认,这类放纵行为颇为耗费时间与精力,难与组织及效率并存。

  这其实是另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文化上的反叛,在革命或任何社会变迁中的角色为何?在今天,显而易见地,它已经成为「新左派」的一部分,也在某些如美国般的国家中成为重要的面向。一个伟大的革命即使不与这种文化异议结合,至少也会将其视为外围部分。或许今天在西方,「异化」要比贫穷更能成为反叛的重要原动力,没有一场革命会不同时攻击个人关係与满足私欲的体制。不过,他们只把文化上的反叛与文化上的异议当成一种症状,而非革命的力量。在政治上它们并不十分重要。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大革命,将当代的前卫人士与文化上的反叛者,贬抑到与他们在社会及政治上相称的地位,而他们之中有许多甚至曾经对革命表示过同情。当法国人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展开总罢工,在奥德翁戏院所发生的,以及随处可见的精彩涂鸦(诸如「禁止是被禁止的!」「当我在『做』革命的时候,我觉得像是在做爱!」之类),虽然可被称为少数人的文学与剧场,但与主要事件相比,都只是花絮。这样的现象愈显着,我们就愈有把握相信不会有大事发生。吓唬布尔乔亚毕竟要比推翻他们容易多了。

(本文为《革命分子: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军人与游击队、暴动与革命》部分书摘)

 床,就是穷人们的豪华歌剧:霍布斯邦《革命分子》

书籍资讯

书名:《革命分子: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军人与游击队、暴动与革命》 Revolutionaries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出版: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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